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版本与传播概述

  〔摘要〕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讲，后整理成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文出版社多次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进行了英文版、西班牙文版、法文版、希腊文版、日文版、俄文版等翻译出版工作。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外文译介和出版传播中，英文版和 英语国家是出版传播最多最广泛的，次之是日文版和法语版，再次之是俄文版、德文版、西班牙文版、印尼文版、泰文版、越南文版等。基于文章的篇幅所限，文章拟从三个方面，即《论持久战》英文译介传播的历史背景与布局安排、传播的三大阵地渠道，以及推动《论持久战》在海外的英译出版和传播，扩大《论持久战》对欧美国家影响力，对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 介的版本与传播问题作一研究概述。

  〔关键词〕 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版本；传播影响

  〔作者简介〕 何成学，中共广西区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自治区党校基地办主任（广西南宁 530021）。

  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同年7月，“延安的《解放》周刊全文刊发，随后有中文、英文、法文、日文版单行本在国内外广泛发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文出版社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多次进行了英文版、西班牙文 版、法文版、希腊文版、日文版、俄文版等翻译出版工作。与此同时，为适应法语世 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理论指导需要，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在1955年前后，翻译出版了包括《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内的法文版《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相较之下，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外文译介和出版传播中，版本传播最多最广泛的为英文版和英语国家，次之是日文版和法语版，再次之是俄文版、世界语 版、德文版、西班牙文版、印尼文版、泰文版、缅文版、越南文版。基于文章的篇幅 所限，笔者在此拟从英文视角对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的版本与传播问题作一 研究概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致有李涛、张皓博、屈小草、屈文焜、杨丽娟、邵绡红、张雪晶、黄立波、罗天、穆雷、张龙、王岚、张生祥、顾骁南、冯瑾、白晓 悦等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时期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的版本与传 播问题进行了探讨。概括地讲，有关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的版本与传播问题，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梳理概括。

  一、《论持久战》英文译介传播的历史背景与布局安排

  为纠正和澄清当时国内存在的“速胜论”“亡国论”两种错误论调，毛泽东思考写作了《论持久战》这篇振奋国人抗战信心的宏伟军事著作。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争基本持回避或观望态度，对中国的抗战结局多是持悲观态度。如何借用国际舆论向欧美西方国家深度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思想主张和对外政策，以遏抑西方偏见的同时获得国际援助，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传播被提上日程。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本译介的广泛传播，有着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

  第一，中国抗战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其必然性。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序幕，面对正面战场上出现的溃败，中国国民政府采取“以土地换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导致国内出现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致使国人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缺乏进行长期性、艰苦性抗战的精神准备。为此，毛泽东在1938年5月先后写作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抗战军事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党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后相继在延安、武汉、重庆、上海、桂林等地公开出版发表了《论持久战》，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论持久战》这部抗战军事著作的英文、日文等外文译介成为必然。

  第二，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本译介的传播，是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的战略选择。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法西斯势力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威胁，迫切需要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为适应这一形势变化，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确立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实现了共产国际的重大策略转变，对推动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起了积极指导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指导精神积极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初步提出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构想。在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实行争取英、美、法等国的同情和援助的抗日外交政策。对此，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对英、美、法等国的宣传力度，同时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译 和宣介就成为对欧美西方国家宣传的重要内容。

  第三，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本译介的传播，是抑止欧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消极论调的关切。当时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对中日战争采取观望或回避态度以求置身事外。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中日之间 强弱对比较为显著，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使得国际舆论场中充 斥着对中国的消极论调，西方人士更是对中国的抗战结局普遍持悲观态度。直到 1938 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欧美国家和西方社会面对日本无法短时间内击败中国的客观事实，以及日本侵华后同英美在远东利益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和媒体开始从反侵略的共同立场出发，期待中国长期抗战并最终取胜。一些欧美国家媒体 开始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战略战术中有关“持久战”的局部观点，中国持久抗战并终将 取得胜利的论断也在西方舆论中有一定的市场，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持久战”尚缺少全面了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需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宣传自身抗日主张与对 外政策，以遏抑西方既往偏见，从而增加国际援助。这样，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传播被提上日程。为此，毛泽东在为上海朋友的英译本《论持久战》撰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论持久战》海外传播的两种使命：一是直击“中国必亡论”的机 械论调；二是向英、美诸民主国讲明“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 。

  （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论持久战》英文译介出版和传播的布局安排

  为扩大《论持久战》的国际影响，让海外人士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唤起友 好国家、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共中央主动布局《论持久战》的外文版翻译 与传播工作，一场《论持久战》英译传播活动在“看不见的战线”迅速展开。从结果来看，《论持久战》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英译传播的战略目标初步达成，美、英 等国军政媒体对《论持久战》中所陈述的持久战精髓内容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一方面《论持久战》这篇5万字的军事文稿先后在延安、武汉、上海、西安、桂林、重庆等地公开出版发表，引起强烈反响。为扩大传播范围，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对其进行英文等翻译出版。另一方面面对战争期间沦陷区 舆论管制与世界复杂局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与 传播工作要立足现有资源，探索出以党组织渠道为牵引，以大众传播为主体，兼顾组 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多元宣介模式，从上海、武汉、香港三个地点同向发力，多措并举打通《论持久战》在英语国家的宣传渠道。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等还多方物色了许孟雄、杨刚、周鸿慈、爱泼斯坦、王安娜、唐纳德·艾伦等一批合适人选，领导和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长江局国 际宣传委员会以及下属的国际宣传组做好《论持久战》的英译组织工作，并委托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寻找其他渠道翻译，这样《论持久战》的英译传播活动就迅速展开起来了。此次完成的英译稿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切统计，但一些学者考析认为，主要的有杨刚译稿、许孟雄译稿、爱泼斯坦译稿以及周鸿慈主编版等四种英译版本。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有待考究，因为周鸿慈的英译稿版只是《论持久战》的部分内容的英译，如果将此算作一种英译版本，那么就至少有六种以上的英译版本。 比如，同一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等也先后发表了不同内容的部分英译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周鸿慈的英译版文章发表在1938年10月21日的《译丛周报》上，其内容与《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9月24日）译文一致，只是删去了六个小标 题并后附中文译稿。对此，有学者认为“从内容上看，后者是对前者的转载”。

  二、多措并举打通《论持久战》英文译介传播三大阵地渠道

  为扩大《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版的国际影响，让西方人士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武汉、上海、香港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论持久战》的英文版翻译与传播工 作，并依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制定传播策略。

  （一）在武汉组织对《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出版和传播

  1938 年4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领导和指导在武汉、香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接着成立国际宣传组，将翻译毛泽东著作作为首要任务。其中许孟雄在武汉具体负责《论持久战》的英译工作，部分译文精炼后投递至共产国际所在 地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协调英国共产党刊物发表。许孟雄的全文英文译作质量较高， 获得美国记者斯诺赞赏。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许孟雄的英译稿还同时投向在美国纽约的《亚细亚》杂志、在中国由新民学会举办的《新亚细亚》月刊，宣传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但投向在美国《亚西亚》杂志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后来由于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国际宣传组被迫向重庆转移，在转移途中因遭日军空 袭，许孟雄的《论持久战》的全译英译稿不幸逸散。不久后，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另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受时局变动影响，《论持久战》的英译工作优先级下降，成为散见于中共接待外籍人士时翻译员的个体行为。

  （二）在上海组织对《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出版和传播

  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成为抗战“孤岛”以来，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及租借当局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依托租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部分或服务于本国利益、或心怀正义的外籍媒体人士主动投入到中国抗战事业之中，成为中共开展国际宣传的特殊 “喉舌”。1917年，美国记者托马斯·密勒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英文周刊《密勒氏评 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当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于1938年9月24 日最先刊载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节译稿《中国如何取胜》（How China Can Win？） 一文，文章署名为Mao Tse-Tung（毛泽东），大概是出于保护目的，这篇英译文章没 有标注译者。文章占据两个版面（有的表述为“两个页码”），围绕“中国为何能够取胜”“中国如何取胜”等六个议题浓缩了《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和战争方法论。这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首次英译发表，也是毛泽东著作在国内英译刊行的肇始。同时，有的学者和资料中认为《中国如何取胜》的英译文本，是对杨刚发表在 《直言评论》（《自由谭》）上的英译文本的转载，但是前者发表的时间是1938年9月 24日，后者发表的时间则是往后二三个月的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的连载。为此，笔者认为这是把后来《密勒氏评论报》在11月26日 出版的专栏中，对《直言评论》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节译文章所予以推介混淆了。

  为进一步扩大《论持久战》在上海英语界的舆论影响力，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打 着“洋商”报刊的旗号，于1938年10月21日在中英文双语报刊《译丛周报》（The Translation） 第42期上发表了英译名为How China Can Win（Mao1938b）一文，其内容与《密勒氏评论报》译文一致，但删去了六个小标题并后附中文译稿。由此可推论这是对《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How China Can Win？”一文的转发推介。张生祥（2013）、罗天、穆雷（2021）等学者把《译丛周报》第42期刊发的“HowChinaCan⁃ Win（Mao1938b）”一文视作另一版英译本，这一观点显然值得商榷。美国另一主要在华媒体《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也于1938年11月23日发表英译文章，简要介绍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对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的预判。

  在上海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全译稿，是由上海地下党员、《大公 报》女记者杨刚主译，并在其好友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及邵洵美的润色下完成，并决定在项美丽、邵洵美在上海创办的英文版刊物《直言评论》（或译为《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上发表。杨刚英译稿完成时间为1938年10月，距延安《解放》周刊正式发表《论持久战》仅3个月。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的 《直言评论》分4期（第3-6期）进行了连载，英文题为Prolongedwar，译者署名 ShiMing（佚名，即杨刚的笔名，有的资料还分别表述为“士敏”“失名”）、作者署名Mao TseTung （毛泽东）。在这个连载中是毛泽东《论持久战》首次以英文全译出现。

  最为可贵的是，这个英文翻译版本中带有毛泽东亲笔撰写的1000余字的序言，序言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 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 不正确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这个《序言》最初发表在1939年2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 第2期，后被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和 《毛泽东文集》第2卷。可以说，杨刚等在上海的译介不是一次普通的翻译活动，而 是党组织交付的一项特殊使命的“上海的朋友”圈翻译传播活动。也就是说，“上海的朋友”圈其实就是《论持久战》英译出版过程形成的“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微缩版。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孤岛时期包括共产党人、爱国文学界人士乃至同情中 国人民抗日的外国朋友在内的一次有组织的抗战行动。而这次行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有 三个人：杨刚、邵洵美、项美丽。

  （三）在香港组织对《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出版和传播

  1937 年12 月27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明确香港作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这一关键定位。1938年1 月、6月分别成立由廖承志主持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八办”）、宋庆龄与廖承志等共同组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其中香港八办是中共对外联络与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保盟”则是 “向海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提供情况以指导他们的活动”平台。《论持久战》成书出版 后，周恩来把它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 廖承志立即组织“保盟”成员波兰裔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美国 共产党员唐纳德·艾伦（Donald Allen）以及叶君健等开展翻译工作。译稿完成后，香港八办于1939 年至1940 年间通过“保盟”和新文化书店等单位在香港印制，此为 毛泽东著作译介英文版在香港首次公开出版。为使海外侨胞与国际友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共抗日主张，香港八办还派遣相关新闻工作者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办报 以加强对海外宣传的政治引导，把《论持久战》的英译稿进一步向海外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上海已沦陷成为日占区，所以《论持久战》英译本在 上海的传播同在武汉、香港的传播有着明显的功能区分与受众定位。《论持久战》在日占区的上海英译传播，主要是面向在上海租界中的英、美、法等国的在华侨民。在一度成为全国抗战中心与外交中心的武汉（全面抗战爆发后，西方国家驻外使馆在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前，曾停驻于武汉），活跃着大量西方军政媒体人士，为此《论持久战》英译本在武汉的受众，是以西方外交人员及外媒驻华记者为主体，主要通过周 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开展“半官方外交”时的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方式向外籍人士传递。在作为世界性自由港口与对外联络特殊窗口的香港，香港八办的主要工作则是尽 可能地鼓动《论持久战》的舆论影响力，以坚定海外侨胞对中国的抗日信念、争取物 质援助。同时，《论持久战》英译本不仅在香港公开出版，而且还以此为基点将该文 英译译介扩散至东南亚地区，公开地、有组织地利用多点位、多渠道进行大众传播， 主要是华侨群体以及外籍人士。

  三、推动和扩大《论持久战》英文译介版本的传播与影响力

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建立与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对外工作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共中央主动调整了对外宣传的方针政策，以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译介为载体，向欧美西方国家阐明中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趋向，给予西方社会一份直观认知的中共持久抗战理论的一手材料，从而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

  （一）《论持久战》英文译介出版和传播途径

  在中共与党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论持久战》英文版较为迅速地通过多种渠道向外界传播，成为欧美西方世界解释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依据与了解中共抗战理论的重要材料。概括地讲，主要通过以下系列方式途径推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译 介和传播。

  第一，武汉途径方面。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馆所在地由南 京迁往陪都重庆前，曾在武汉短暂停驻，彼时的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中心与外交中 心，活跃着大量西方军政媒体人士。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译介传播，主要是通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开展“半官方外交”时，通过组织传 播、人际传播的方式向外籍人士传递。其中美国驻汉口总领事保罗·赖特勒·乔伊林 （Paul Reitler Josselyn）曾在1938年10月24日，专程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电 文介绍中共持久抗战的信心与方针。乔伊林强调中共“主张坚决持久的抵抗，准备在日军战线完全展开时进行反攻，并进一步发展后方的游击战、组织人民进行全面战争”，目前阶段中国的防御战“是带着最终胜利的信心进行的，在胜利到来之前战斗是不会停止的”。

  与此同时，许孟雄在武汉具体负责《论持久战》的英译工作，部分译文精炼后投递至共产国际，然后共产国际协调英国共产党刊物《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发 文《中国的新形势：持久战与抗日统一战线》（The New Situation in China： the Pro⁃ tracted War；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进行简要宣传。同时，在抗战时期的《新亚细亚》月刊，是由新亚细亚学会（抗战时期影响最 大的边疆研究团体之一）于1930年10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先后在南京、重庆出版 发行，新亚细亚学会研究领域宽广，其研究对象是中国边疆和整个东方民族，这个范围包括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和东亚、南洋、中亚、南亚、北亚等一切 东方民族地区。

  第二，上海途径方面。主要是通过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中英文双语报刊 《译丛周报》、英文报刊《大陆报》、英文版《自由谭》等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在上海 外国侨民以及部分海外读者中迅速传播开来。其中《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是由美国职业报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托马斯· 密勒（T·F·Millard）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刊，每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该报每期发行量约4000 至5000 份，其中半数于海外发行，《密勒氏评论报》坚持“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的办报宗旨，主要报道和评论中国及远东地区政治经济时事，其读者群主要包括在华外侨、海外读者以及中国政 界人士和知识阶层。《密勒氏评论报》（第86卷第4期）在1938年9月24日最先刊载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节译稿《中国如何取胜》（How China Can Win？）一文，两个 页码（有的资料误述为“两个版面”，因为《密勒氏评论报》说是报纸，实际上是一 份周刊，大16开本，每期约50页），从六个议题浓缩了《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和战争方法论。该报在同年11月26日出版的专栏中，又对《自由谭》（有的表述为《直言评论》）英文版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节译文章作了推介报道。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是由美国人托马斯·密勒（Thomas Millard）以集股 方式于1911年8月29日在上海创办，是上海最早的美式报纸。该报是驻上海美侨了解中国的窗户，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喉舌，是美国在华的主要媒体之一。《大陆报》先是在1938年11月5日的出版专栏中，又对《自由谭》英文版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节译文章作了推介报道。接着在同月23日发表文章，简要介绍了《论持久战》对战争阶段的预判：“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对日本来说，这是侵略，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斗争时期，日本将在此期间寻求维持自己的战线，最后，它将崩溃并退出 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将意味着：首先，自卫；其次，努力维持自己的防御；最后，发动反攻”。《译丛周报》（The Translation）是由中共上海暨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周鸿慈担任主编的中英文双语报刊，周鸿慈带领进步同学借促进英语学习为名进行进步思想宣传，该报每期发行量约2000余份，除在上海发行传播外，还流传到中国香 港和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进一步扩大《论持久战》在上海英语界的舆论影 响力，周鸿慈在1938 年10月21日《译丛周报》第42期转载发表了《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中国如何取胜》（How China Can Win？）一文（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节译 稿），但相对《密勒氏评论报》的发表，删去了六个小标题并后附中文译稿。

  《自由谭》英文版（Candid Comment）是由邵洵美与美国女友项美丽（原名埃米 莉·哈恩，EmilyHahn）合作，于1938年9月创刊《自由谭》（分中英文两种版），揭露 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宣传抗战必胜，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版式阔大，印制精美，在抗战初期的出版物中是令人瞩目的一种，被誉为“战时轻武器”。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就是依托《自由谭》英文版这个平台，在邵洵美、项美丽的有力 帮助下译介出版了最早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全译版本。在杨刚开展英译稿过程 中，先是一边译介一边将译介好的英译稿分四期在《自由谭》英文版（第3-6期， 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进行连载。接着在全部译稿收编完成后，由邵洵美、王永禄秘密印刷500册单行本，其中一部分由杨刚经中共地下渠道向上海以外地区发行传播，一部分由邵洵美和王永禄利用清晨和深夜开车悄悄塞入霞飞路、虹桥路一带的外国侨民住宅的信箱中，一部分则由项美丽利用她的特殊身身份作掩护，托时 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华尔夫（Peter Wolf）送出去。就这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英译本，由此经在上海的外籍人士辗转流传，开始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

  第三，在中国香港和南洋国家途径方面。在上海复杂敏感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 《论持久战》的两种英译稿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少量的误译、过度的意译等情况。因而仅靠上海一个点位的传播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论持久战》的英译传播路径亟待进一步拓展。这样，作为世界性自由港口与对外联络特殊窗口的香港就成为又一 个《论持久战》的英译传播路径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后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高度重视香港八办这个中共对外联络、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作用，视之为“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周恩来还要求廖承志和香港八办要尽 可能地鼓动《论持久战》的舆论影响力，以坚定海外侨胞对中国的抗日信念、争取物 质援助，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译本不仅要在香港公开出版，更以此为基点将该文扩散至东南亚地区，有组织地、公开地利用多渠道、多点位对华侨群体以及外籍人 士进行大众化的广泛传播。同时，宋庆龄与廖承志等共同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 就是基于“向海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提供情况以指导他们的活动”。

  《论持久战》中文单行本在延安、汉口出版发行后，宋庆龄接收到周恩来在香港翻印《论持久战》的委托。宋庆龄、廖承志立即组织波兰裔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美国共产党员唐纳德·艾伦（Donald Allen）等开展翻译工作，英译 稿通过“保盟”和新文化书店在香港印制。为了使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能更好地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香港八办派遣与中共联系密切的新闻工作者到菲律宾、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华人办报和加强对海外宣传的政治引导，《论持久战》的 英译稿由此向海外传播并得以在东南亚出版。比如，中共党员、旅菲侨领许立于 1940 年初创办“建国出版社”，以中英文在菲律宾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同 年12月，廖承志推荐胡愈之担任《南洋商报》主编，在新加坡建立分社、分店以翻 印《论持久战》，该文在海外侨胞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散。这样，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英译本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香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

  （二）《论持久战》英文译介出版及其在海外传播的影响力

  《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在 反法西斯斗争的英语国家和地区中的领导层面高度关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观点。其中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版。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与此同时，《论持久战》经过中外媒体作家和记者的润色后，也得以在美国主流 报刊显现。比如，曾大力赞扬罗斯福政府“中立路线”、语焉不详地将中共贯称“赤匪”的《纽约时报》，在1938年9月撰文《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在中国陷入困境》 （Japanese Drives Bog Downin China），不仅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主张与坚韧的抗战 意志，而且文章还参照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科学分析方法，起首分析了日本、国民党与中共的三方关系问题，文章随后介绍中国共产党对局势演变的把握以佐证上述 观点，更是直接节译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抗战阶段划分和持久抗战核心结 论：“中共的战略家曾预言中日战争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应为三个阶段误述）”， 中日战争“即便不会持续整整十年，也会至少持续数年”。美国海军詹姆斯·格里 菲斯（James B.Griffith）上校于1941年在《海军陆战队公报》（Marine Corps Gazette） 分两期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指导下游击战战术的相关理论问题。 美国另一官方军事期刊《海军陆战队》于1942年1月发文《中国军队：日本最致命的 敌人》（Chinese Army：Japan's Deadliest Foe）总结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的——群众的持久战”战略问题。经由外媒报道，使得一些美国民众也知悉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始末缘由。

  综上所述，需要指出的是，《论持久战》的英译传播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传 播工作的肇端之一，其传播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传播效果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 长程性积累的过程中推进和实现的。在二战期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一部前 瞻性军事著作，该文的传播意义主要聚焦于克服焦躁情绪和舆论的悲观、鼓舞抗战的 胜利信念。当时的西方社会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篇宏伟军事论著缺乏认识高度，缺乏系统性研究，美国军政媒体主要是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局部核心观点 与具体军事战术予以采编，直到冷战中的西方社会才对毛泽东著作予以充分的重视，《论持久战》才逐步成为西方社会了解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教科书”。198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先后被世界各地军事院校奉为必读书 目，从持久战概念中分化出诸多战争的一般要素转化为世界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美国西点军校把《论持久战》和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一样，同被奉为必读之书。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由于其影响力极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衍生出众多版本。由于各报刊发表、各地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大都未经毛泽东亲自校订或审定，加之各报刊、出版社在编辑、排版等方面的疏忽，各种版本的文字存在异同甚至错误，在所难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所收入的论著，全都经由毛泽东亲自校订、审定，且大都作了修改。其中修改较多的《论持久战》，收入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这次对《论持久战》所作的修改，有的是为了完善文章，有的是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修改后的文本更科学、更准确、更全面，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 与此相对应，195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外文出版社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外文版又多次进行了翻译出版工作。比如，1954年外文出版社发行了《论持久战》英文、俄文、印尼文等七种外文的译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的影响力极大还体 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欧美出版社的专著和期刊论文也对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进行了翻译、介绍和研究。比如，Katzenbach1955；Fuller1958；Ghandhi1965；Sch⁃ ram1966；Powell1968；（Fremantle1972）；邱英译的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战略》 （Mao1961a）；瑞贾的改编本《毛泽东论革命与战争》（Rejai1970）；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亚瑟·沃尔德伦编辑的《毛泽东论战争：〈论游击战〉、〈论持久战〉 以及其他著作》（Waldron2013）；太平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持久战》 （Mao2001）等。

 

  （作者何成学 文章来源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2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