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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神秘失踪,35年后我在香港找到他 | 寻找消失的爱人

2024-03-03 08:05
来源: 霞姐记录

大家好,我是霞姐。

每次发稿前,编辑部最纠结的两件事:

一个是多少朋友能打开这篇文章,所以得挖空心思想标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想朋友们读到哪个位置会跳出。

我们是在用万字长文,去和眼花缭乱的短视频抢时间,很难。

但今天的故事有些特别,需要大家耐心看完。

因为只有看完,才能了解故事的全貌,才能解答前面的一些困惑,才能更好理解故事讲述的意图。

就像打开一部电影,不看到最后,根本不知道谜底是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

母亲租了一张单车,简单的行李放在车筐里,我坐在车前面的横杠上,母亲背着两三岁的妹妹坐在单车的后座。

租单车的人骑了六七十公里,从农村的小路上走,把我们送到邕江边。

我们在江边的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上了大船,一天一夜后到了南宁。

母亲原想从这里转道回湖南老家,

但母亲在这里停住了脚步。

她用一枚金戒指,在南宁的津头村开了间饺子铺,落脚谋生。

那是1955年,我8岁。

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就追着问母亲,父亲去哪啦?

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战争的东西也不懂,讲的多是她自己的事情。

母亲对我说,湘女多情,爱上我父亲之后,她从衡阳跑去贵州找他,后来跟着到了广东。

我那时也小,心里只是好奇,一个湖南女子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广东人?那么远。

想到母亲长得那么好看,父亲一定也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怎么会嫁给他呢。

母亲叫蒋淑云,家是湖南零陵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从小都有仆人侍从照顾她。

母亲家里在农村有田,在县城里有生意,有卖布的,有卖盐的,有卖酱油的,好几个铺面,几乎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母亲的大哥负责街上的生意,二哥就管理家庭多一些,她还有个大姐,13岁出嫁,生了7个男孩2个女孩。

而母亲,过得就好像是红楼梦里面的生活,在家里就是打牌看书玩乐。

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兄长都宠爱她,放她到处跑,她从小就乐天派,喜欢一些新的东西,在长沙读的初中高中,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

到1937年,母亲就认识我的父亲了。

父亲叫容定华,广东灵山睦象村人,毕业于广州黄埔军校第12期炮科。

抗战爆发后,他常到湖南零陵工兵学校、第五军荣一师驻地教书,就认识了我母亲。

我父亲也是长得不错的,穿着军装、皮鞋,非常帅气,父亲对母亲也是一见倾心,母亲下馆子打牌看戏,我父亲都陪着去,最后追到了母亲。

我母亲的家人都不让她跟军人恋爱,今天生明天死的,可怎么都拦不住母亲。

等长沙会战打起来,父亲跟着部队也撤到贵州,母亲就经常跑到贵州去,有时在那里一玩就不回来了。

到46年,母亲就怀上了我,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广州,住在军营里。

47 年8月 23 号,我在广州出生,不久我的妹妹也出生了。

我听母亲讲,父亲在部队出操时,我还是小小的一个孩子,才两三岁,也跑出来跟着部队出操列队。

到了1949年,父亲从部队退役,脱下军装,带着我们回到老家灵山。

老家也很大的,记忆中,房子大概有大半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已经没什么人住了,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了,就剩一个大妈带着我大姐,还有四五个长工守着偌大的房子。

是的,父亲在老家是结了婚的,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回去的时候大哥不在家。

母亲跟大妈性格倒是合得很,从没有吵过架,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因为口味不通。

母亲每一餐做饭都要放辣椒,因为湖南人离不开辣椒,母亲一炒菜,周边的人都闻到那个辣味了。

有一天,广州的解放军突然来找父亲,说缴获了国民党很多大炮,知道我父亲是炮兵出来的教官,让父亲去帮检验一下。

父亲就带着一个警卫去了。

从此以后,父亲就消失了。

到土地改革,我们家肯定是逃不过的,父亲不在,母亲和大妈少不了受牵连。

印象里他们把我母亲绑起来,吊起来,估计也打骂了。

后来母亲就搬到镇上去,在姑婆家里住,可能是身上还有点金戒指,摆了个小烟摊,靠卖香烟照顾我们两兄妹,很艰苦。

母亲后来说,她想过跳河自杀,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挺了过来。

富家千金,远嫁千里,二十多岁丈夫还消失了,这日子肯定是难熬的。

坚持到1955年,母亲就想带着我们回湖南老家,没想到中途留在了南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还是个小山村,靠近广西革命大学,现在是广西医科大学。

那个时候社会物质条件很落后的,母亲虽然开了个饺子铺,但生活也很艰苦,有时候还到附近的菜市场、学校食堂去要剩菜剩饭回来热着吃。

饺子铺的小店其实就是在稻田旁边搭了一些木头,上面盖的草,天上下雨,里面也下雨。

在附近广西革命大学上学的解放军干部,常常来店里吃饭。

其中有一个姓倪的解放军叔叔,三十来岁,是南下的北方人,讲普通话,和广西当地人语言不通

那时候,我妈妈才二十多岁,长得大气又好看。

这个叔叔就和妈妈在一起了,57年母亲生下第一个妹妹。

继父曾经是第四野战军的,参加过三大战役,一直打到南宁解放堂里。

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3兵团到了龙州公安大队,然后又调到广西商业厅,可能当了个科长。

为了提高文化,就被派到广西革命大学读书,这才跟母亲相识。

结婚后才知道继父性格不好,没什么文化,老是想着之前打战吃苦,现在只想大吃大喝,不仅借别人家的钱,后来还贪污买了一辆单车,被劳改了三个月。

我母亲刚刚生下小弟,还得去牢里看他。

他还经常打我,我想着毕竟也不是他的儿子,心就不在这个家里,经常在外面学画画、玩,晚上也不回家。

每次我一回家,家里就是母亲和继父在吵架

我在家睡觉也很惨,都没有床,就睡在一个台子上。

所以继父一打我,我就跑出去流浪。

最长的一次,我流浪了一个礼拜才回家,母亲就抱着我哭。

每次我跑出去之后,母亲都会去找我,怎么都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是睡公园,就是睡同学家,居无定所。

我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有教养,从不会跟外人吵架,也不跟别人计较。

但她为了我,不仅和继父吵架,也经常跟继父干仗。

那时候我就想,我的亲生父亲会是什么样呢,肯定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母亲怎么会爱上他呢。

1957年的时候,母亲不开饺子铺了,到一个巷子里参加妇女的车衣服厂。

一开始只有12个人,12部缝纫机,全在厂里面车衣服。

母亲车东西很好,经常得到表扬,一个月有二十来块钱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把一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小时候没吃过苦,妹妹去要零花钱她都给,知道我热爱美术,找她要钱买原料,她也尽量给。

母亲还叫我一定要学好,教我们善良,不能去打架,不能去偷东西。

男孩子嘛肯定也调皮,我如果去打架,打赢了回来也要挨打。

母亲在教育我这点上,一点也不含糊,稍微做错事就真的揍你,拿手打,拿擀面杖打。

母亲一打,我马上就跪下,跪了认错了就不打你了。

我感觉母亲是鼓着一股劲,想要给我那失踪的父亲,照顾好他的骨肉。

可父亲到底去哪了呢?

对父亲,我心里会偶尔想想,因为没印象,想得也不具体,我每天想的还是如何过自己的日子。

我经常跑出去,十天半个月不着家的。

大概是6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家去,母亲悄悄告诉我,我亲生父亲找来了。

说是父亲去了香港,这次是偷偷回大陆来的,躲在战友家住,找到了母亲,想把我带去香港生活。

母亲这边也成家了,有三个孩子,母亲是走不了的,只能把我带走,可惜找不到我。

我也没有亲眼见到,也不知道母亲说的是真是假,也没啥证据。

反正这事对我也没有实质的改变,也就过去了。

到64年的时候,母亲和继父终于离婚了,继父丢下两个妹一个弟给我妈抚养,他自己搬走了。

其实也是他们愿意跟着母亲,因为跟着继父连饭都吃不上。

我很早就不经常在家,所以也并不关心他们离婚的事情。

只是再回家以后,家里就安定了,没有人跟母亲吵架,母亲埋头苦干去车衣服养活我们兄妹5个。

那时,我在南宁二中读完了初中,想要报考广西艺术学院附中。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虽然是自学,但是也曾在社会上跟那些老大哥学画画、学美术。

报名的时候第一页,填家庭成分,父亲职务一栏,我回去问母亲,就老实填了国民党伪军官。

我连伪军官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结果自然是不予录取。

读不了高中,1965年,我到七塘附近的伶俐插队,那是南宁市团委办的农场。第二年,妹妹也插队下乡。

农场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刚一块五,买一碗粉都要一毛五,母亲经常给我两三块钱帮补,那已经很多了。

她还托人带一些猪油和酱油给我。我用这些猪油渣,就着南宁酱油吃点青菜,饭就很香的。

晚上睡觉时,我突然很想母亲。就偷偷回家去,母亲一见我就哭了,我也哭起来。

她说她晚上睡不着,想着我,感觉我在农村不太好,很担心我。

母子间像有一种灵性,虽然相距很远,彼此还是心连心的。

我在的农场大概有 500 号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家庭出身不好。

我们出身不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都满怀革命热情,在农场里真心想改造自己

我最擅长的是画画,受苏联列宾等现实主义画家的影响,就想通过画好人物来表现这个新社会。

可农场就是学习种板栗树、种果树,对我来讲没什么味道。

偶然一次机会,我看到了昆仑关的资料,知道那是一场民族战争,就开始研究。

开始还想问,昆仑关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就在我们农场的西北边,离我们大概走一天半的山路。

我偷偷跑去昆仑关调查研究,那时不敢透露目的,借着玩的名义,约了其他的插队同学,一起走路去昆仑关。

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整个昆仑关很惨淡,一片荒凉肃杀。

好在当地人都保留着这场战争的记忆。到67年,很多红卫兵经过昆仑关,当地农民拿着棍子拿着锄头在昆仑关站岗,不准红卫兵去破坏。

我对昆仑关的情感很特别,昆仑关的存在,证实了父辈参与过的民族战争,他们是在这里打的日本人。

见到昆仑关,好像离父亲更近了。

到1969 年,农场解散,我就下乡到附近的农村。

刚到农村时很奇怪,晚上总有一些老乡跑来找我,跟我聊天。

后来一打听,这些“坏家伙”都是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是后代,就来找我。其中有个姓陆的,花名叫大脚八,这个人粗粗壮壮的,当时也有五六十岁了。

他经常来找我,一聊聊到晚上 11 点钟,然后才走。先是摸底,只拉家常。

熟悉后才得知,这个大脚八参加过钢七军,隶属于 11 集团军。

在河南、安徽、上海都做过战,在上海的时候,跟日本人肉搏战,一个晚上下来,一整个团都不见了,连团长都牺牲了。

上峰觉得这样打下去,中国军队可能就没有了,要快点转移,所以 11 集团军188师、135师、131师,三个部队全部回广西招兵。

他们回到广西,结果那年是1939年,他们又遇到了日本人从北海登陆占了南宁,然后占了昆仑,大脚八又参与了昆仑关战役,也是肉搏呀。

他讲了很多,很激动

大脚八人长得高大,使用篱笆跟牛的时候,篱笆在他手里面就好像一个玩具一样,那个牛也是很小。

他经常帮我,村民杀猪的时候叫他过去,他也偷偷割一块肉给我。

相处多了,发现这些坏分子,其实都是普通的好人,很多不是自愿当兵,有被绑去的,有的是顶替其他人,但上了战场那都没话说,很勇敢。

他们五官长得很端正,身体很健壮,谈吐也有文化,就算在农村干活也很有礼数,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豪气。

看着他们,我也在想,我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

70 年,我到了村对面的糖场当车工,一个月有30块钱,生活就好多了。

干了半年,又去小学里面当图画老师,后来到初中里面当老师,还被借调到县里文化馆创作。

我的速写很好,因为我是比较勤奋的,从农场开始就不停地画画。

县文化馆派我到生产队里面采访,叫我去描写一些“老愚公”。

我与那些抗战老兵接触之后,就想去画他们。

他们也像平常人一样去干活,踏踏实实的,做工很卖力,和愚公没啥区别

农闲的时候,他们也会领我到昆仑关去,带我走一下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更想把他们的内心世界画出来,还想通过他们来表现那一场民族战争。

到75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在工厂做车床工人,那个时候我的画已经小有名气,经常给报纸投稿画插图,有稿费。

有的时候到电影院帮别人画广告,还帮他们画毛主席像,五层楼这么高,挂在火车站上,都是我一个人画的。

我母亲见了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啊。

当时母亲车衣服的工资还没涨,我能弥补母亲十来块钱。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一间9平米的小房子里,转身都没有办法。

我回城后,每天看母亲在这9平米的小屋忙进忙出,也想为母亲画一张肖像。

我让母亲就坐在门口,阳光照进小屋,我就坐在对面,隔着一米多的距离画她。

我一面画她,一面观察,觉得母亲的眼睛很美。

心想,难怪我这个父亲会爱上我妈妈。

我母亲的鼻梁高,大眼睛,鹅蛋的脸型,年轻的时候好活跃,很调皮。爱唱花鼓戏,头发披开来的,像个明星一样。

我就在画面上表露我妈妈的眼睛、嘴巴、鼻子。

我妈妈也看着我,嘴唇往上翘起来,流露出那种慈爱,爱她自己的子女。

她其实心里面骄傲,这个儿子很有出息。

所以我也把这种感情画在画面上,通过颜色来表现我的母亲。

画母亲的时候,我内心也很辛福。

我可以说一直在流浪,但有母爱,有这9平方的小屋,我就是有家的人。

1981年8月,我突然收到广东老家大姐的信。

我才确定,父亲真的还活着,就在香港。

原来大姐从六十年代就与香港的大哥通了信,联系上了父亲。

他们还从香港寄东西回来给姐姐,结果在广西日报社工作的姐夫,也被下放到县里的公社工作,就是因为这层海外关系。

有了前车之鉴,大姐很谨慎,就没告诉我父亲的事,不想让我因此受连累。

这么多年过去,两岸已经有老兵回来了,大姐觉得我们可以和父亲通信了,这才来信告诉我。

我拿到父亲的地址后,立即写信给父亲,说我现在知道你在香港了,母亲很想念你,我也想你。

我心里真心想写的是,我从小都没得到你的父爱,很多话提起笔就写不了太多。

信发出后,没想到几年过去都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我又忍不住写了很多信寄往香港。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香港来信。

信是哥哥转寄来的,是父亲给我的亲笔回信。

父亲写到,已经知道你们兄弟通信了几年,但是你哥哥一直不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后来我知道,父亲和大哥在香港的父子关系也很紧张。

父亲和嫂子的关系不好。我父亲是军人,也是读书人,爱好摄影,喜欢出去玩。我嫂子是广州农村的,看不惯父亲很多生活习惯。

另外,父亲整天想着我的母亲,大哥一直不愿意认我母亲,更担心我们联系上后会去香港生活。

和父亲恢复通信后,父亲写信教训我,说我给他写的信像他的长袜子,又臭又长。

小时候他没教育过我,现在我都三十好几的人,父亲却像教育小孩子一样教育我。

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述说两人曾经的恩爱,讲自己在香港的艰苦。

母亲也写自己多么想念父亲,说怎么帮你养大这两个子女,我对得起你,对得起荣家。

两个老人都很无奈,想了半辈子,现在知道都活着,却又不能见面。

我和母亲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信里寄给父亲,父亲也寄照片回来,我终于知道父亲的长相了。

从此,父亲的照片一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到1984年,我终于得到批准,可以到香港去见父亲。

母亲知道我要去香港见父亲,怪我说,为什么不带她一起去香港见他。

我说不能带你去,只批准了我一个人去香港。

去香港见父亲前,我还要把名字改回来。

以前我在学校、在农场和农村,都姓倪,是继父的姓,母亲是想保护我才给我改姓的。

但现在要去香港找亲生父亲,于是就通过派出所改了护照,然后办通行证,倪杰就变成容杰了。

我先到深圳,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开发,晚上还是一片漆黑,隔着口岸,香港那边是一片亮光。

我就住在罗湖的大旅社里面,5块钱住一铺床。

第二天就过罗湖,办了手续等我父亲来接我。

口岸的官员问我,你父亲来吗?

我说,来。

他就让我在这里等。

结果等了一天,等到下午四五点钟,都不见父亲来。

官员问,你怎么办,你父亲还不过来?

我说,如果没等到的话,我就过香港去找他。

那个官员跟我讲,你去吧。

我就一个人来到了香港。

虽然只隔着一条河,香港的新东西我都不懂,连一个包装的饮料都不懂怎么喝,很土的。

我上了地铁,香港市民问我,你是从乡下来的吧。

我心里面,我哪里是乡下的,也是广州南宁这样城市里的。

其实他们讲乡下,只是对大陆人的统称。

我拿着父亲的地址一路问过去,大家也给我耐心指路,说往前走,前面那个是旺角,下车一过去就是……

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走,找到了父亲所在的大厦。

进去之后问一个老人家,我说我找荣定华。

老人家一看,哦,你是他的儿子。

我说,是啊。

老人家说,他刚刚出去,你在我屋里等吧。

我谢了老人的好意,就在门口等。

等了大概20来分钟,看见一个老人,西装革履的,头梳得滑滑的,穿着皮鞋走过来。

我马上叫了句,爸!

他也叫我,儿子!

父子俩就拥抱起来,很高兴呀,我们父子都分别35年了。

之前因为父亲的身份我吃了那么多苦,但拥抱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根是斩不断的。

见到父亲先带我到对面去吃了一碗12块钱的米粉,然后等他下班。

父亲就在十二号工业大厦干活,管理大厦,其实是看门的。

他的身边还有十个黄埔同学,父亲在黄埔军校级别不低,感觉不会给他安排看大门这样的岗位,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对我也有所隐瞒。

父亲下班后,他打的士带我回他在西贡的家,到家已经11点多了,父亲的床不大,我们两父子不可能睡在一部床上。

父亲就在床边支出一架行军床,说是他以前在部队用的,让我睡。

我们父子就躺着聊天了。

肯定是先讲我妈的事情,然后是父亲的近况和我大哥的情况,才讲到父亲怎么到香港的。

父亲49年就已经退役,解放军知道了他教官的身份,就派人找他去看缴获的炮。

检查那些大炮时,解放军说少了什么就派你们出去买,开了证明放我父亲出去。

我父亲跟自己的警卫两个人出来后,就偷偷躲起来,害怕呀。

谁也找不到他们,俩人躲了三天,趁天黑就溜了,从广东灵山溜到广东广州。

先是住在国民党军营一个老熟人家里,找机会就溜到香港去了,那时我大妈生的大哥就在香港。

父亲回了香港,自然就归部队了,还是军人,有工资领。

讲完这些,父亲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想不回去了,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在香港打工。

他说,这不行,他们都会叫你按时间回,不然以后不会叫你过来了。

聊着聊着,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跟着父亲去喝茶,碰上他的两三个同学。

父亲讲,这个是我儿子,从大陆过来的哈。

大家都很高兴,问东问西,话题离不开大陆的生活怎么样啊。

我也实实在在地回答。

过了几天,父亲有个同学聚会,50多个人,一见面就叫我大脚仔,因为我这个人手大脚大。

刚好他们的老师,邢策老将军也到了。

这个老将军 80 多岁了,肥肥的,个子不高但身板直挺壮实,操着一口浓重海南音的普通话,年纪大了经常打瞌睡。

但是他一讲昆仑关战役,一讲起黄埔军校,就很激动,兴奋得口沫横飞。

他说,参加昆仑关战役总共有9个军,下辖25个师、4个独立步兵团的兵力,杜军长根据战况的需要分别采取了“关门打狗”和“要塞攻击法”的战术,消灭日军的有生兵力。

提起黄埔军校,他说许多黄埔军人都是为了民族牺牲的,哪个地方死得最多的,都是黄埔军人。

还有父亲的军校同学徐图先生,也向我谈到昆仑关战役。

当时他在第66军任少将军需,军长是邓龙光,有两个师,共四个旅的兵力,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

66军在广东开拔时是穿着短裤单衣去广西昆仑关参战的,被友军奚落说66军是叫花子军,能打胜仗吗?结果呢,66军打得非常好!

父亲和同学们在舞台上一起唱黄埔军校校歌,我也是那时学会了唱黄埔校歌。

后来,我遇到黄埔后代的人,问他们会不会唱黄埔校歌,他们说不会唱,我就唱给他们听。

他们听后惊叹说,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唱黄埔的校歌,这么振奋人心。

我在香港看着父亲和他的五十多个同学齐唱黄埔校歌,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听的。

他们唱得那么振奋人心,令我无比敬仰。

在香港的那三个月,我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只有晚上睡前的一两个小时聊天。

因为两人白天一早就走了,他去上他的班,我去干我的活,抓紧时间打零工赚外快。

晚上聊天,父亲回忆最多的还是和母亲的相识。

我跟父亲讲起在农村遇到的抗战军人,还为他们画肖像。

父亲说很好,你能够在农村接触到我们这些战友。

我想,确实他们就是战友,都是为了捍卫这个民族而参加同一场战争。

父亲还对我详述了昆仑关战役。

抗战前,我父亲在广州燕塘的黄埔四分校读第12期炮科,经过6年多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于1937年12月24日毕业并留校任炮科区队长。

抗战开始后,父亲随军校西迁至广西宜山、贵州独山一带。

日军侵占桂南昆仑关,学校派出黄埔第16期的学生军,从宜山、独山等地迅速开赴广西忻城红水河西岸构筑工事;同时派第15期七总队学生守护桂黔公路后方交通,配合前方作战。

父亲带着一支支雄纠纠、气昂昂的黄埔学生军高唱着黄埔校歌,在紧急关头出现在广西桂南前线。

义师所至,民众夹道欢迎。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昆仑关的历史,比如12月31日,敌机低飞扫射时,战士们伪装成死者蒙骗敌机。

到下半夜,炮兵、战车以及各守备阵地上的部队同时对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突击队一举冲上山顶,与日军展开搏斗。

激战约半个小时,突击队就全部占领了敌阵地,并乘胜冲进山东南侧,这才夺取了昆仑关。

父亲参加过昆仑关战役和长沙会战,也跟我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他告诉我,在抗日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军人死了这么多,拼命去跟日本人打仗,为什么?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不灭亡。

父亲给我的印象还是很直率、很坦率、很善良的。

他是个军人,有什么话就说什么,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也跟父亲讲了我研究昆仑关的事,他非常认可,觉得我会画画,可以把这场战役画出来。

父亲的建议,像一粒种子种在我心里。

三个月一晃而过,我就要回大陆了。

就像是为那些抗战军人画像一样,我也想为父亲画一张水彩肖像。

我让他坐着,我为他画像,仔仔细细端详了父亲一遍。

临别前,父亲给了我一个箱子,箱子上写的“定华”两个字。

里面有一件英国产的军大衣,父亲很珍贵,也送给我了。

这箱子和大衣,是跟着父亲一辈子的,现在被我一直珍藏着。

我回到大陆后,继续对昆仑关的研究。

利用周末时间,独自走遍了昆仑关战区的所有阵地、指挥部、战地医院。

山上没有路,自行车也上不去,只能靠双腿。

背囊有40斤重,里边装着锅、米、咸菜、行军水壶、帐篷、睡袋、衣服、吊床,还有指南针、哨子、绳子。

我自己烧饭,露宿野外。

在丛林里面没有路走,我就用镰刀开辟一条路来,不能站着走,就趴下慢慢爬。

有一次山洪暴发,水淹到腰,如果我不是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很可能就被冲走了。

当地的村民了解很多历史,但是我也不能轻易讲自己的目的,都说是来玩的。

从一个山走到另一个山,遇到一个放牛的人都不放过。

他说不定就会告诉你很多事情,说哪里原先是杜聿明的作战指挥部,哪里原先是防空洞。

所以要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了解历史,一点点拼凑出昆仑关战役的路线。

我还经常能挖出骸骨、子弹等战争痕迹。

村民告诉我,当年昆仑关战役之后,整座山都是臭的,味道留了三年。

可想而知战争有多么惨烈,有多少军人牺牲在抗日战斗中。

站在昆仑关上远眺,四面环山,我知道,每一座山头都有激烈的战斗。

这边是石牛岭,这边是罗伞岭、老毛岭、仙女山,这边是北尖山,这边是草帽山。

当年,这里的每个山头都打过仗,死过人。

日本人占了山头,就控制了山下的路,我们必须要抢山,抢了山才能把路抢回来,抢到路才能打到昆仑关来,所以每一个山头都是要拼的。

山上星罗棋布的都是日军修的明碉暗堡,布满射击点。

我常常步行从南宁来到昆仑关,一个人待在草帽山上搭个吊床躺着,静静思考着感受着当年战役的情景。

有的晚上,我就睡在纪念塔下面,有老乡说,晚上这里会看见鬼影,听见冲锋的喊杀声,问我有没有见到。

我说,我没有见到,只听到风声。

我倒是希望能见到,看到烈士的英魂,我就可以和他们对话。

母亲对父亲自然是念念不忘,想去香港见一面也去不了。

有时候我跟我妈讲,我说你们好像一对鸟一样,各自飞,一个住在头,一个住在尾。

想来,他们一生终究聚在一起没有多少年,是不是?

一直等到1987年,母亲去世,才68岁。

她长期做手工车衣服的工作,在那个满是灰尘的环境里面吸尘,最后得了肺气肿,肺部被棉絮的纤维填满了。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刚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出来,还不到家,妹妹跑出来说,母亲在厕所里倒了,还吐血。

我们两家离得近,我冲上去把母亲背起来跑到楼下,找一部车送去了广西医科大医院。

医院离我们家也不太远,到了医院已经抢救不了了。

母亲去世那个晚上,一整个晚上我都在火化场外面哭。

她要是能再活几年,肯定也能去香港见到父亲。

我替母亲遗憾呀

1990年11月份 ,父亲也因为肺气肿去世了。

父亲是一个抗日的黄埔军人,留给我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精神了。

每次唱黄埔校歌,我就很自豪,敢在人前大声地唱,替父亲他们这些黄埔军人唱。

父亲生前告诉我,不要吸烟,不要喝酒。

父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我不吸烟,也不喝酒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年,我历经十年时间完成第一幅长2.73米、宽1.4米关于昆仑关战役的画作。

画作参加了台湾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得了金奖,在广西博物馆第一展厅进门第一张的位置展出。

如果父母还在世,一定会为我骄傲。

来看展的有很多抗战老兵,他们觉得里面画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有幸认识了黄埔同学会的陈庆斌前辈,昆仑关战役中,他是66军159师477团第一营的营长。

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广东人。

当时主峰久攻不下,通向昆仑关的多个小山头上日军固守据点,配备重火力,互相呼应。

他让战士们深夜出击侦查敌情,摸清敌人的暗堡和兵员火力配置。

待到总攻那天,村民送了1000多个粽子,陈庆斌组织突击队,每个战士带上两个粽子,悄悄潜行至预定位置,装死躲过敌机侦查。

攻击信号发出,所有部队一起对敌发起猛攻。

野战重炮、榴弹炮轰隆轰隆打过去,把日军的碉堡打掉大半,战士们与敌血战,最终在1940年元旦夺回昆仑关。

我陪陈老重回了昆仑关,刚开始他还不太做声,可能在想心事。

等我准备帮他拍照,回头一看,发现他已哭倒在地上。

我这辈子不能奉孝父亲,这些老兵都是父亲的战友,我要拿儿子的态度去孝敬这些老人家。

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能想起和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

很多老兵跟我提过,想要魂归昆仑关,埋在当年浴血战斗的地方,埋在战友牺牲的地方。

我正在努力促成在这里建一座陵园,祭奠烈士,也让老兵有个归处。

如果可以实现,我希望在角落里留一小块地方,让我百年之后也陪着这些烈士,永远守在昆仑关。

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其奇妙的根源在于真相,在于对真相的探究。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扎进故纸堆里,毕其一生在研究。

但即使亲身经历的人与事,一旦成为历史,都很难说得清楚,甚至真相难明,因为真相也可以被掩盖。

容杰和父亲在香港故事,比能写出来的更为传奇,但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我们隐去了一些内容。

历史已经远去,只能追忆。

和容杰交流时,能感受到他复杂的情绪。

他很在乎父亲,但又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去和父亲见面。

但好在,容杰有一种简单的纯粹。

他是个从小缺少父爱的男孩,他想要证明自己,也想要获得心灵的救赎。

他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在昆仑关战役的研究、画作,投入在对老兵的关爱和帮扶。

年轻的伙伴跟他前后聊了15个小时,由衷敬佩他的这份执着和坚持。

我也希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容老能心想事成。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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